前记：2007年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创基金会（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Initiative Foundation， USTCIF）刘志峰君来美访问，圣诞前夜到亚利桑那州，约我做科大口述历史。访谈两日，由UA 物理系研究生苗，张二位（均为科大校友）协助记录。口述录像二十余GB，但内容仍是挂一漏百。事后，又想起“挤开国门时代”旧事数则，草记如后，算是笔述历史。终归时间久远，记忆难免疏漏不确。当事同仁同学若发现有误述，敬请赐告。预致谢意。

挤开国门的时代 3．第一次真正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 方励之

按照中国科协的纪录，1982年8月30日- 9月3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格罗兹曼（The 3rd Marcel Grossmann，简称MG3）广义相对论会议，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次真正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在此之前，中国也有过国际学术邀请会，如1966年四大洲（亚，非，拉美和大洋洲）物理会议。那是中国政府举办的地区性会议，多是邀请发展中国家，不由国际学术组织主持，不算是真正的国际学术会议。          MG3，有二百多人参加，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宣读论文约180篇。按现在的标准看，只是个中等规模的学术会议。但在1982年，这就不是简单的事了。1982年，国家旅游局刚刚召开“全国涉外厕所会议”。可见，当年如果有三四百个东西洋鬼子（会议参加者及其随行家属等）聚集在一起，仅“涉外厕所“一项，会议组织者就必须有预案在心。          MG3在国际方面由萨拉姆（Abdus Salam，巴基斯坦人，获1978年诺贝尔物理奖）负责，在国内，由周培源先生（时任中国科协主席）主持。其国际组织委员会由中美英苏日德法意等国学者组成 。 会议具体的组织由罗马大学教授Remo Ruffini 以及我和我的同事邓祖淦教授等承担。中国科协国际会议处吴甘美等，负责事务支持。现在回忆几则趣闻轶事如下，“涉外厕所”一项除外。

从巴基斯坦核项目到MG3

MG3的筹备工作始于1980年，在Nathiagali。          Nathiagali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Islamabad）东北八十公里，是一个森林茂密的山区，极幽静，人鸟兽皆少。在Nathiagali筹备MG3，因为它是萨拉姆在巴基斯坦的“基地”。萨拉姆的另一个“基地”是在意大利的里亚斯特（Trieste）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1964年10月，中国首颗核弹爆炸。1965年，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问中国。萨拉姆是主要随行。他当时是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访问的目的是寻求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巴基斯坦核项目的研究基地之一，就设在Nathiagali隐秘处，以免美国U2高空侦察机拍照。          Nathiagali另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隐秘事件是1971年美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他的助手罗德（Winston Lord）的第一次秘密访华。那年七月，在伊斯兰堡的国宴上，基辛格突然宣称自己肚子剧痛。叶海亚·汗总统当即向记者宣布，基辛格博士可能吃多了，加之受热，请他到Nathiagali总统别墅休养几天。基辛格和罗德甩开记者，径直去Nathiagali，第二天即秘密飞往北京，叩见周，毛。          Nathiagali还有一个物理暑期学校，距核研究基地不远。暑期学校是公开的，每年6-7月间有活动，也由萨拉姆的朋友主持。1980年我应邀来这里，除了讲三次天体物理外，就是筹备MG3。核项目的负责人（XX·汗，也是萨拉姆的朋友）还请我去参观过他们的实验室。我发现，这个1980年的实验室，其中不少仪器居然同我1955-56年在北大学核物理时用的一样。我猜，这个“实验室”大概是仅供参观用。例如，供基辛格和罗德参观中巴之间的核扩散。以误导参观者，错估形势。          会期于1982年的MG3，提前约两年，1980年就开始筹备，就是希望不要有错估。MG3的主题是广义相对论，不保密，可扩散。当时中美已建交，美国人访华也不必走隐秘通道。中国也已进入“开放时代”。尽管如此，无人敢保证会议组织不会遇到麻烦。          果然，首先美国当局就不让一些人访华。在Los Alamos 计算超新星爆发的J. Wilson被禁参加会议，因他也计算核弹爆发。斯坦福大学的F. Everitt也没有讲他的陀螺实验方案（Gravity Probe B，此实验，到2008年，仍在数据处理中）。他的陀螺要精密到每年的偏差不大于百万分之一度，其潜在的军事用途很大。美国防部禁讲。还好，被美国禁访禁讲者不算太多，不影响会议主体。          中国方面的问题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政治环境。这个会议由一个洋人Marcel Grossmann命名，他是不是反动资本家？是不是帝国主义分子？最好先审查一下他的档案。格罗兹曼是爱因斯坦的同学及合作者。广义相对论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就是爱因斯坦及格罗兹曼二人合写的。论文发表后，格罗兹曼公开宣称，他只对论文中的数学部分负责，至于爱因斯坦主写的物理部分，他概不负责。所以，后来大家只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没有说爱因斯坦-格罗兹曼广义相对论。实际上，格罗兹曼对广义相对论的建立，有重要贡献。可见，格罗兹曼至少在学术上是诚实的，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可团结改造对象。

红头文件—— 三个人定两份饭

1982年仍是“红头文件” （政府级文件，上有国徽印章）年代。按外事政策，对每一位访问中国的外国客人，无论是国家元首还是科学家，主人事先都必须为他们制定一份周详的访问日程表。当局批准后，用红头文件下达到各有关部门执行。          访问日程表包括学术活动，也包括食宿安排，要精细到每一顿饭在甚麽地方吃。要求美国参加者上报五天食宿计划，问题不大。对一些欧洲的学者，则很难了。他们的日常行踪一惯是不计划的，像流浪狗。我告诉这些人，中国是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上海街头没有罗马那种流浪狗，因为吃饭是要粮票的。但回应者依旧寥寥。所以，筹办人员必须发挥想象力，估计出三百多位国外的参加者每一个人在5天会议期间的每一顿饭在那里吃，写在红头文件上。可想而知这种组织工作有多麽的复杂和困难。          表现最好的当属佐藤文隆教授（Humitaka Sato，前日本京都大学校长，已退休）。佐藤来过一次中国，有经验。他很早就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夫人和女儿将同他一起来上海参加会议，信中打上重点号的一句话是“给我们三个人定两份饭就够了”。我明白。我在京都大学访问的几个月里，曾数次到佐藤教授家吃饭，坦率地说，按中国标准，每次只能算是吃了七成饱。“三个人吃两份饭”，每人正好七成，准确。

以色列危机

会议的真正危机来自以色列。          爱因斯坦和格罗兹曼都是犹太人。在广义相对论领域中犹太人特别多。禁止以色列人参加广义相对论会议是不可能的。          中国政府当时与以色列无邦交，拒绝给以色列人入境签证。MG3国际组织委员会很早就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申请，说明国际科学交流公认的无歧视原则，对参加MG3的以色列学者应一视同仁，发放签证。外交部不答。不置可否。直到1982年6月，距开会期只两个月了，仍未见当局回音。不禁令人想起清廷叶某的外交“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现在再加“不yes、不no”。          一些美国犹太物理学家终于沉不住气了，以Steven Weinberg （亦于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首的一批声言，如果中国政府不发签证给以色列学者，他们将抵制会议，并要在“Physics Today”上发文公开抗议。为此，Ruffini匆匆赶到北京向周培源先生转达萨拉姆口信，犹太学者团体的要求并不高，希望中国当局能准予三名以色列学者入境，若再不能解决，MG3只能更改会议地点了。          这个情况上达外交部后，终于有了回音。容许两名以色列学者（T. Piran 和 T. G. Horowitz）入境。第三名，Y. Ne’eman教授，有以色列国会议员身份，不批准。签证的方式如下。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主任萨拉姆签发给两位以色列学者各人一纸，证明他们得到ICTP支持。因ICTP门前挂有联合国旗，是联合国的一个下属机构，萨拉姆签字纸具有联合国临时护照效力。中国领事部门在该纸上正式盖章签证。以色列学者不准参加非学术活动，如会议组织的吴淞口旅游等。          Piran 和 Horowitz到达上海那天，为防止在海关节外生枝，我专门去虹桥机场帮助验明正身，接他们入境。这是以色列国一般公民第一次进入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上海的两位虔诚的犹太教徒，拿的是虔诚的穆斯林Abdus Salam教授的签发的护照。学术自由是跨越宗教和意识型态壁垒的。          以下是国际纯粹及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天体物理委员会关于这一事件的纪录：“… the Marcel Grossmann Meetings have elicited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n promoting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scientists,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our community. An evidence is that, during the Third Marcel Grossmann Meeting held in Shanghai 1982, the organizers had insisted to requir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free circulation, especially to equally open to all scientists without any political restraints. In fact, the Third Marcel Grossmann Meeting is the first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meeting in China, for which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no choice but to allow our colleagues from Israel to attend. In this way, the Marcel Grossmann Meetings has helped people to break down ideological barriers put up by political discrimination.”(The Astrophysics Commission of IUPAP).

旧法租界的马桶

会议地点选在上海锦江饭店。据说它是上海最好的大饭店。它设有总统套房，供各国元首在上海的驻跸。但饭店独独对学术会议的要求非常陌生，整个饭店里没有一台学术报告用的投影器。为此，科协国际会议处专门从北京空运一台投影器到锦江。不少设备也老旧，饭店里的电梯还是三十年代的，它要由值班的侍者开动，不准客人动手。法国学者倒是喜欢，因为巴黎拉丁区（最令法文化人倾倒的地方）不少房子里的电梯，也是一样的老旧。          锦江饭店位于淮海路。以前是法租界的霞飞路，沿街的法国梧桐还在。参加MG3法国人，兴奋了。几个早上，他们在开会之前，沿着淮海路找寻法国殖民者留下的痕迹。有一道风景线令他们大惑不解：每天一早，每家门前摆着一个或多个刷洗得极干净的红漆木桶。干什么用的？一位自认为比别人高明一点的法国学者向他的同事分析道：红漆木桶的形状同法国的葡萄酒桶相似，但小而精致，极可能也是储藏酒用的，多半是储藏精致烈酒。为了证实这个猜测，他和他的同事一个个努力嗅一嗅各家门前红漆木桶的气味，判断是否有残留的酒香。此举，在锦江饭店淮海路一带居民，一时传为笑谈。          离开上海的时候，有的MG3参加者买了竹制的马桶刷作为纪念品。他们的理由是，竹制的马桶刷造型简洁有力，颇具美学元素，带回去作为壁饰很合适。看，我中华大帝国文化多麽博大精深，一个马桶刷的“美”就令法兰西文化人拜倒了。Bravo!          “美”的确是广义相对论界常用字眼。凡是不“美”的理论，多半被认为是错的，无人相信。苏联的里夫希兹（E.M.Lifshitz）也是MG3参加者，他同已故郎道（L.Landau）合写的“经典场论”是广义相对论的一本经典。他们说，在所有物理理论中，广义相对论是最美的。也就是说，不懂广义相对论，就不能欣赏到我们生存的宇宙之美。

高僧之路

会议结束后，参加者各奔东西了。美国来的客人大都加入了会议组织的旅游团。欧洲的流浪狗们有点麻烦，各有各的流浪路线。法国的Thibault Damour [后为邦加莱研究所（Institut Henri Poincare）所长]，当时还年轻，要求去少林寺访问，过招。在广义相对论和相对论天体物理界，藏龙卧虎，不但有人会武功，散打，还有摔跤手。四肢发达，但头脑并不简单。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天体物理教授，获得过新英格兰摔跤赛重量级冠军 （我请他来过科技大学授业。后自驾飞机坠地，亡）。          最麻烦的是Leopold Halpern教授，他要去新疆。Leo是犹太人，但在奥地利一德国家庭中长大，后一直是迪拉克（P.A.M. Dirac, 获1933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助手，2006年去世。此公不拜犹太教，亦非基督徒，但尊佛学。第一崇拜是爱因斯坦，第二崇拜可能是法显等高僧。Halpern看过法显的“佛国记”（当然是德或英译本），一直想走遍法显纪录的34个古国。1980年，他曾邀我同他在巴基斯坦西北部访古，我们从Saidu沿Swat河北上，到Kalam河谷，据说那一带就是“佛国记”中鍵陀羅國。从Kalam再向北，没有公路了，那是兴都库什山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处，即如今“基地” 组织（AL-Qaeda) 出没之处。法显之后的玄奘也曾从Swat河谷北上。在河谷南部的Butkara附近有一所佛寺的残迹，当地还有传说，玄奘在回程中，为了等候适当的翻山季节而在该寺庙挂单（相当于访问学者）。由于他的名声太大，反客为主，成了该寺一时的主持。Swat河谷极热，气温摄氏45度。我们走在一条土路上，周围极少有树，没有风，呼吸都感到费力。MG3 后，Halpern希望我再同他一起去新疆，走 “佛国记” 中描写的于阗诸国，然后从新疆出境。我知道此公的执拗，47度的火焰山不能令他却步。但我告诉他，新疆边界的国门还没有开，你也挤不开。他只好悻悻然作罢。          荷兰物理学家Casimir曾说，原始人制作一把刀，不奇怪，那是为了打猎，生存。有的原始人在刀柄上刻花纹，这有点奇怪，因花纹不是打猎和生存所必需的。同理，有人为了逃命而跋山涉水万里远遁，不奇怪，那是为了躲避追杀。商人沿丝绸之路远行，也不奇怪，那是为了赚钱。高僧们驮负着万卷经文偊偊独行于高温河谷，有点奇怪，显然不是为了打猎，逃命，或赚钱。数年后，新疆的出入境的国门开了。我在1986年组织“观测宇宙学”会议的时候，有的欧洲“宇宙学高僧”们就不乘飞机，而是走“偊偊独行”之路，经河谷入哈萨克斯坦再进新疆，辗转来到北京。问他们为什麽如此走法？反问：为什麽研究宇宙学？

2008年2月12日，Tu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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