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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2007年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创基金会（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Initiative Foundation， USTCIF）刘志峰君来美访问，圣诞前夜到亚利桑那州，约我做科大口述历史。访谈两日，由UA 物理系研究生苗，张二位（均为科大校友）协助记录。口述录像二十余GB，但内容仍是挂一漏百。事后，又想起“挤开国门时代”旧事数则，草记如后，算是笔述历史。终归时间久远，记忆难免疏漏不确。当事同仁同学若发现有误述，敬请赐告。预致谢意。

挤开国门的时代

1，第一个不代表中国的“代表”团

方励之

三十周年是时尚话题，因为，中国的国门据说是在三十年前，1978年12月召开的CCP11-3全会上，用了五天时间（18-22日），一下子打开的。有朋友问，你有没有三十年前有关开放的故事？有，就在那五天。
即使不算偷渡者，其实早在CCP11-3全会之前数年，从大陆出国探亲的门，已经（至少部分地）开了。1978年12月6日，即11-3全会的筹备会开会前夕，有三个人了出国，他们不是去探亲，也不代表任何官方的或非官方（如果有的话）单位或机构。可见，在那五天之前，个人非探亲出国的门，实际上也已经被挤开了一条缝。这三个人持公务护照，他们极有可能是PRC时代第一个不代表中国任何机构，而以个人身份的公务护照出国者。这三人直到12月23日，即11-3全会结束后第一天，中国“开放时代”的首日，才回国。他们是，北京天文台的沈良照及邹振隆，和科技大学的我。我算是“ 团”长。

H-1 签证官的疑问

         1990年底，我在美国驻伦敦领事馆申请H-1签证，准备去普林斯顿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工作。表格上要求填写历次访问美国的时间和地点。我填了。签证官对了一下我填写的内容和他掌握的资料。有疑问：
         “你是不是1978年到过德克萨斯（Texas）？你没有写。”
         “没有，1978年我是去参加第九次Texas相对论天体物理讨论会。那次Texas讨论会并不在Texas开，而是在德国的慕尼黑。”
         签证官再看了看他的资料后，接受了我的说明。后来知道，美国在香港设有一个机构，任务是阅读所有中国公开出版的报纸，记录所有上了报的人名及其活动。方-邹-沈三人出国行，似乎是上过报的。所以会出现在签证官的资料库中，但“参加Texas讨论会”被误读成了“参加在Texas的讨论会”。签证官可能想起了，1978年，中美还没有建交呢。那时的美中之间的 “民间互访” 只有乒乓球队。那有什麽“相对论天体物理”外交。再则，老布什还不是总统，那种“民间互访” 外交也不会以Texas为重点。

学术交流的开放

         就学术交流而言，尼克松1971年访华后，国门就开始松动了。开始是知名的外籍华裔学者挤入国门。接着，不太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华裔学者也受到欢迎。再后，非华裔外国学者来中国访问。我的非华裔的朋友和合作者，大都是在1978年12月之前，他们访华时认识的。
         学术出访的事例，1978年12月之前也有，但一律是代表中国XXXX组织的访问团，如代表中国天文学会的访问团等等。参加Texas相对论天体物理讨论会的三人不同，它不代表任何中国的组织，虽然当时已有中国引力和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周培源先生任理事长）。这是因为，Texas讨论会，不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都以个人身分参加。第九次Texas会议的一位组织者，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天体物理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Astrophysics）的Gerhard Boerner教授。他想请我参加，因为，他从文献上知道，我当时研究的课题与他相近。但Boerner不知道如何联系，中（西）德之间分属两大敌对阵营三十年了，没有个人之间的联系渠道。恰好，1978年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马普学会，它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访西德的科学院代表团，其目的就是推动中（西）德之间的学术交流。Boerner的想法正逢其时，他将邀请信直接交给代表团团长方毅和副团长严济慈。
         尽管方毅和严济慈当时分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及副院长，都认识我，也都赞同此事，但他们都不具有最终的审批权。按所谓“外事无小事”原则，参加Texas讨论会也变成了国家大事，须由国家最高当局研究决定。加之，当时我的政治状态仍是因反右问题被开除CCP者，出国更要审查。两个月后，1978年11月，科学院外事局通知我，参加Texas讨论会一事，华国锋总理已阅，画圈，批准。每次向外国同行讲起我们的出国手续，他们很羡慕，“你们的政府首脑都直接关心相对论天体物理，那研究经费一定多多的啊！”
         按中国当时的规定，不能一个人出国，至少二人以上（北朝鲜至今如此）。所以加上沈，邹二位同行。非常好。三人“团”，皆非CCP。沈，邹二位是我的朋友。有一次，我们三人畅游昆明湖，从知春亭下水，先游到龙王庙，不停顿，直插排云殿，还不停顿，再游回知春亭。基本达到了1887年昆明湖北洋水师学堂候补兵弁在颐和园操演的水平，可以出洋“打仗”了。

“我不能代表德国”

         出洋“打仗”少不了应酬，吃饭，祝酒，致答谢词等等。我到慕尼黑的当天下午，就被洋朋友拉去希特勒政变啤酒馆喝啤酒，似乎不到这里喝啤酒，就是没有到过了历史名城慕尼黑。但是，没有几口，我就吐了（因我身上缺解酒基因，一向不能喝酒）。所以，在随后的应酬场合，同行都不再同我祝酒，而是祝水。但致谢词一事，还是免不了的，因我“算是” 团长。
         12月20日晚，马普学会天体物理研究所所长Kippenham家宴。又要致谢词。我不加思索说了几句，今天已记不住了说了什麽，反正不外乎是耳熟能详的“外事套话”。如“祝中德两国科学家的友谊与日俱增，祝中德两国科学家身体建康”等等。
         论到Boerner发言了，他说：“我不能代表德国，所以我不能说祝德中两国科学家的友谊…我只能代表我和我的家庭。我也不能祝中国科学家…因为我只认识你们三位来自中国的朋友，不认识其他中国人。所以，我只能代表我全家，祝福你们几位和你们的家庭。”
         三十年后的今天，老友Boerner可能已不记得我们初识的场景了，但我还记得。我还能记得起Boerner说“我不能代表德国…”时的神态，和它给我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从此，祝水时，我也不再不加思索地说 “我代表中国……祝贵国……”。最多只能说“我代表—中国—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偷运鸦片”

         虽然“我不能代表中国”，但在波恩，中国驻德大使馆齐代办接见我们时，还是被告知注意事项1，2，3…，注意形象4，5，6…同所有其他代表中国XXX的正式代表团一样。
         我们的确有一件“有失形象”的事。德国的旅馆房间里一般都备有《圣经》，英、德文版各一。《圣经》在当时国内是绝看不到的。所以，经过不太剧烈的思想斗争，我们决定拿走波恩Treppehen旅馆房间里的英文版《圣经》。尽管我们都不是基督信徒。旅店老板（女）不太高兴，一个电话打到慕尼黑Boerner办公室，抱怨说：“你的客人把客房里的《圣经》拿走了。” 还好，没说“偷走了”。也许，在德国拿《圣经》，就像孔已己在鲁镇拿书一样，不能被说成偷。Boerner回答旅店老板说：“现在想运《圣经》进中国都不容易，是冒险的事，有人敢带你的《圣经》进中国，不正是主的意志吗。” 老板欣然接受了。Boerner也不是主的信徒。
         Treppehen旅店老板抱怨一事，是多年后，Boerner告诉我的。1978年时，他没有告诉我们。怕我们不敢带着《圣经》回国。幸好，当时旅店老板没有把抱怨告到中国驻德大使馆。否则，吃不了兜着走，那就是“偷运毒品”了。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世界性的文明

         讨论会进行了六天，我做了一个报告，是关于中子星质量上限的。中子星是相对论天体物理学的一个中心课题，也是极新的课题。从脉冲星的发现（1967）和确认它们是中子星，到1978年只有约十年。很多报告都是关于中子星的。
         中子星的发展史，又使我想起马克思的一句话（抱歉又提马克思，只因年轻记忆力好时，背得太多了），“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Literature（中译本有注：其意包括科学，文学，艺术…）形成了世界的Literature。”这句话到很适合描写中子星Literature。
         以下是一份有关中子星的大事记，按逻辑顺序列出导致中子星发现的指标性事件，包括姓名，国籍，及其贡献。
         　　爱因斯坦（德，瑞士，美）：                  建立广义相对论(1915)；
         　　费米（意，美）－狄拉克（英）：          建立统计法 (1927)
         　　錢德拉塞卡（印度）：                              白矮星理论（1931）
         　　查德维克（英）：                                     发现中子(1933)；
         　　朗道（苏联）：                                         预言中子星存在(1933)；
         　　巴德－茨威基（美）：                              猜测超新星爆发可能形成中子星(1934)；
         　　奥本海默（美）：                                      引力塌缩形成中子星的理论(1939)；
         　　休伊士－贝尔（英）：                              发现射电脉冲星(1967)；
         　　司天監（北宋）：                                      发现并记录AD1054天關客星
         最后一项的贡献者（们）的姓名不可考，应是北宋仁宗至和元年时的司天監官员。天關客星的记录证实了蟹状星云中的脉冲星年龄约为1970-1054=916年。它是支持 “脉冲星为中子星”论断的一个关键证据。
         上列中子星大事记，最早是J.Wheeler等评论相对论天体物理时用的。它证明，中子星的发现和证认中，淀积着世界各个地域的民族和文化的贡献。中子星无疑是世界性Literature的内容之一。注意，北宋的天關客星历史记录，只在被世界“共产”之后，即“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之后，才有其特别的价值。在这里，“民族片面性”的，“民族局限性”的爱国主义，是没有地位的。
         走出地球，才能看清地球只是太阳系的一小部分。走出中国，才能看清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

“世界和谐”和它的破缺

         12月7日是马普地外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我们参加了。有朋自远方来，主人特别高兴。主人为我们打开了他们珍藏的镇所之宝——开普勒（J. Kepler）手稿。开普勒是最早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欧洲学者之一。他的Tabulae Rudolphinae一书于1627年一出版，立即就请他的朋友带一本经澳门送到北京。
         开普勒的基本哲学是“和谐世界”。他坚信宇宙具有最和谐的几何结构，行星运动遵循最和谐的音乐旋律。开普勒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就名为“世界的和谐”（Harmonices Mundi）。地外研究所主人给我们展示的开普勒手稿，都用音乐五线谱写的，没有文字，只有音乐符号。他把太阳系看成一个完美和谐的体系，用不同的音程不同的节拍来描写各行星运动的快慢和进退。就像他自己说的：

         天体的运动只不过是一首歌，一首连续的、几个声部的歌。
         它只为智慧的思索所理解，而不能由听觉感到。这音乐，
         好像通过抑扬顿挫，根据一定的、预先设计的六声部的韵律
         进行，借以在不可计量的时间川流中定出界标。

         开普勒从天球的和谐乐章中发现了著名的行星运动三规律。它是物理学的一块基石。促使牛顿建立了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
         实际上，行星运动并不严格符合开普勒的三和谐规律。天球的和谐乐章，是有破缺的。对水星，一年运动下来，它的轨道与开普勒和谐轨道的预言，约有百分之一度的偏差。这个偏差，被牛顿的天体力学解释了。
         再仔细分析，牛顿的天体力学也还不能解释全部偏差。对水星，一百年运动下来，它的轨道与牛顿的天体力学预言轨道偏差仍约有百分之一度的偏差。这偏差是爱因斯坦建立的广义相对论的支柱之一。可以说，整个相对论天体物理学就是从“每一百年，有百分之一度的破缺”发展起来的。
         和谐虽美，但世界的物理本质常常是在破缺的地方被认识的。爱因斯坦说过：“真正伟大和富有灵性的东西只能由工作在自由之中的个人所创造”。和谐世界不能，哪怕是开普勒的和谐世界也不能替代自由之中的个人创造。

2008年2月4日，Tucson

本文最初发表在cnd.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