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老师不能回中国参加科大校庆，我们一起在网络上庆祝吧。这里给大家推荐方老师的科大回忆录，算是校庆的开始。同时也在此呼吁，中国国家领导班子能对“各种不可逾越界限随着时间均已渐渐地淡去”，“登楼直上高处”，让方励之老师回国参加校庆和学术交流。可以想到，科大一百周年校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在了。但那时候的人们，回想今年五十周年校庆，不会有什么比能让方励之回校参加校庆更欣慰的了。那时的校友不会明白方老师回忆里的内容了，但会感到一个民族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晨剑）
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第一创世纪
方励之
1958年我进入刚刚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迄今整五十年。谨以此文献给活着的，逝去的，戴过枷锁的，自由的，赝自由的，留在大陆的，流到海外的，为科大的创世吃过刺猬的师長和朋友们。
2006年2月12日晨，二，三十个好事者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聚会。突然，会场上一个电话打到Tucson，接到我家。要我答话。一位相識四十八年的老友張永謙（原科大物理教研室同事，现中共央央党校退休教授）问：
“老方，我現在在香山。你还记不记得在香山吃刺猬的事?”
“当然记得，那还能忘……”忙答。赶快说清是在那个地方火烧刺猬，以证明我的確没有忘記。
“那还能忘”—— 那是科大的创世纪。
“ 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大)，是在1958年创办的。办校的目的是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力量培养科技人材。 特别是培养研究和制造核弹、 导弹和卫星(简称‘两弹一星’)的人材。当时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的计划，刚刚起步。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完全仿效苏联科学院，研究人员不在大学任课，也无义务带研究生。因此，创办一所大学由这些人任教，一箭双雕，一可有效使用科学院人才，二是给教育部的本位主義（不分配好学生到科学院）釜底抽薪。
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共工作了二十八年又五个月，从1958年8月初到1987年1月初。在我到科大报到时，全校总共还只有一百多个筹办人员，没有学生，许多教师尚未报到。创办时，科大校址在北京复兴门外玉泉路。我離開科大时，校址已在合肥。我进入科大和离开科大的时间和地點虽然相差很大，但对我而言，有一个共同点。我进入科大时，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我离开科大时，再次被开除党籍。两次开除党籍的方式也十分相似。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开除党员的正常手续是，先由该党员所在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进行讨论，该党员有权在会上申辩。经讨论后，再付表决。若获通过，再呈报上级党委。批准后，才算生效。可见，开除党员一般情况費時不貸。但是，党章上也规定，如遇紧急情况，上级党委可以直接决定开除一个党员，不需召开党支部会，也不給被开除者以申辩的机会，立即执行。按一般解释，党章所指‘紧急情况’，是战争，火灾，或大地震等。在那种瞬息万变的场合，容不得正常的手续。可以“火线入党”，也可“就地正法”。
我前后被开除党籍那两次，都是被“就地正法”的，尽管都不在战场上。之所以“有幸”如此，主要原因是，大学本就是一个战场。毛泽东曾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按：指大学)统治”“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实际上是国民党”。也就是说，大学實質是一个国民党匪帮占领区。在大陆上消灭了国民党的正规军队后，大学就变成了消灭蒋匪的一个主要战场。就这样，我被‘紧急’地消灭过两次，儘管我的教職不是中国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当局批准的。
反右派运动之后，教育方针更富党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大校歌的主要几句是：“迎接这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又红又专，亦工亦农”。乍一听起来很像一首共产党党校的校歌。在1958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陈毅和聂荣臻二帅来参加，明确地说，科大应按照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军校━━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办。科大在北京的校园原来的确就是一所党校，即中共的国际党校，它的学生主要是那些共产党还没有夺得政权的国家的共产党人，包括后来夺得政权的红色高棉执政者波尔布特。
第一任校长，由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郭老是一位诗人，历史及考古学家。但科大的系科，都是硬学科。不負責培養诗人（自封者除外），也没有历史系，只考古与硬科学有点关系。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争相传颂郭老的诗。那时流行的一首是：
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大—家—齐—努—力--呀！学—习—毛—主—席--呀！ 喊声此伏彼起,，一声高过一声，在38路公共汽車終點站——玉泉路十九号的伟大上空徊荡……
这是大学的主旋律。
异类即“洋财”
科大最初的一批教师大都来自科学院，但有两类。一类是老教授，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多為老學部委員），物理教授有吴有训，严济慈，施汝为等等。他们都是兼职。除上課外，不常來。另一类是年轻的专职助教。以物理教研室为例，助教大都来自科学院各研究所。其中，60%以上都是政治处理品，即在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被开除党籍，开除团籍的，停止党籍，停止团籍的，党内警告，团内警告的，以及同情右派，有右派思想而被内控者。在物理教师中，我的右派等级（开除党籍）不是最特别的。中国科学院四大青年右派中，第一名何荦（原物理所），第二名 项志遴 （原近代物理所），前后都来了科大。
首任科大黨委書記，郁文，曾“不无得意” 地说，搜羅到這批反右政治处理品，是他发的一筆“洋財”，用于办科大的第一筆“洋財”。
从此，收容政治处理品，特别是右派，似乎成了科大的一个特色（传统？），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以至某公（物理教师，后去上海交大，暂隐其名）建议，應在科大的校門口竖立一座虛擬的门碑，刻上一首類似紐約愛麗絲島自由女神像的底座上的詩：
給我你的疲憊，給我你的匮乏，
給我你對自由的渴望和絕望，
來吧，
一切無家可归的人，
來吧，
被風暴摧殘過的人……
來吧，到我這裡來吧，
我為你在這金色大門旁高舉著火炬！
科技大學的大門，无论北京的，或合肥的，都不是金色的。但进了这个大門的，当初的確不少是被清理出階級大門的“無家可归”者。
1959年秋，科大物理教师被安排去‘亦农’（思想改造途徑之一）。到香山上挖魚鱗坑，种树用。極重的体力勞動。那个中午，我一顿饭吃了九个标准大小的馒头。當我正準備拿第十個馒头時，忽聼有人大叫：“抓到刺猬啦！来吃啊！”原來，政治处理品之一葛榮壽（当年物理教教研室助教，現已退休）抓到一只秋肥的刺猬，其他幾個政治处理品正忙着燒而食之。就此，哄笑夹着噱笑，在京郊的山梁上升起。不知就裏的人，會以爲這是一群狂放的年輕人在登高盡興呢。在當時，把嚴肅的‘亦农’變成秋游食野，大概只能屬於科大。絕不可能发生在北大等嚴肅的学校。
這就是為什麼，五十年後，當事人還都記得刺猬事件。当然，吃刺猬者并非不理解那是多麽“嚴肅”的年代，而是理解得更深罢了。诚如斯宾诺沙被逐出教门后所言 ：
有如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现在又因政治的绞索
而理解了政治。
葛榮壽縂結歷史經驗，歸納了一條定理，被誉為葛式第一“定理”∶別想着不挨（政治）整。即不挨整的概率为零。後來知道，数学教师中也有类似的‘名言’。陈希儒（当年数学助教，現已過世）常用他的湖北腔说：“每当听到（毛主席）语录歌，我的腰不自觉地就会弯了下来（准备挨斗）。”
法式授课
“教授治校”，在反右运动中，遭到嚴厲批判。 1958年之后，各课教学大纲都要受到政治检查，以确定是否符合党的教育方针。但是，科大的物理诸课，一律是教授治教。
嚴濟慈先生的授课是出名的。但他从不按教学大纲讲课。他還特别強調，如果你真懂一门学问，你应当能从任一地方讲起，都能让学生听懂。1958年秋。严先生决定作一次教学示范，以飨科大同仁。内容是法拉第电磁感应。除了学生，物理教师也都参加，听众有五百人以上。严先生要我为他的示范教学课作助教。他交待给我的任务是二十年代法国式的助教。教授只讲而不动手，也不写黑板。助教要随着教授的讲授去写公式，畫圖，擦黑板，摆弄演示法拉第效应的仪器。幸而我听得懂严先生的標準浙江东阳口音，没有因写错公式而挨训。不过，两小时不停顿地跑上跑下讲台，真的很累。其后，法国式的的助教方式并没有在科大流行。不过，教授治教成了定式。
从1959年开始，许多课逐渐由年轻教师主讲。教师治教风气依旧。当时，在嚴肅的单位，如北大，凡在反右运动中被划入另册者，是不准上讲台授課的，因为那是让右派与党争夺青年，破坏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李淑娴虽在1959年即摘去右派帽子，但直到1975年才准予给学生上课，比我晚了整整16年。而1959年尚未摘帽的何荦，在科大一开始就主持物理实验教学。
我到科大第二年，1959，即开始独立上课。1960年，一门量子力学课原由近代物理所的朱洪元研究员主讲。课到一半，他有事突然离去。后一半课，叫我去接。虽然我只是个不名的助教，“漏网右派”，倒也没有考查这是否符合党的阶级路线。我告诉一些学生，“资产阶级学者”N.玻尔曾说过，谁要是在学量子力学时不感到糊涂，那他根本就没有弄懂量子力学。所以，如果你聼我的課時感到糊涂，那十分正常。如果你不感到糊涂，那證明你没懂，或者你比N.玻尔要天才。当时，我還写過一篇四千字的文章“要多想，要善于想”，鼓吹学生独立思考，大談不要简单地相信教师讲的，要经过疑问，有过真糊涂，才能真明白等等。该文居然被科大校方推荐到《光明日报》上发表。北大有人惊呼：科大真异地也。因爲，北大同学知道，1955年我在北大上學時，也曾在团代会上呼吁過“独立思考，不要盲從”等等，结果遭到北大党委的严厉批判（现在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谈，但有北大校刊等为证）。
笔名“王允然”
再對比反右以后的北大和新建的科大。北大物理系的教师分两类。一类是教学编制，只能教学。另一类是研究编制，专做研究。教学编制的教师是不得作物理研究的。否则即属白专道路（也是一顶沉重的帽子，虽然不算反革命）。至于右派，更不准私自作研究。
相反，在科大的青年物理界，则流行另一種説法：如果一個人不能在25嵗以前独立發表論文，就證明此人没有能力作物理研究。鼓吹此說最力者又是葛榮壽，堪稱葛式第二“定理”。1959年，我已二十三嵗，还沒發表過論文。以前從事機密的核項目研究，不能發表論文。还有两年我就到了葛式定理“大限”。有压力。1959年起，科大許多物理助教開始了自己的研究。大多沒有導師。研究条件也很差。当时只能看到苏联的现期期刊，欧美的出版物要事隔数月到半年以上才看得到影印件，也收不到预印本，当然更没有任何grant。儘管如此，这终归是在作自己喜欢的事，困难中也就有了乐趣。特別，比起“白专道路”帽子下的北大同儕，我們确是在一个“特區”了。我不記得科大曾有過很认真的“拔白旗”運動（即打擊“白專道路”的運動）。可能因爲，在科大，一眼望去，盡皆猬刺，如何拔得？
1960年春，我开始投寄论文。初秋，我的一篇论文<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的电核半径>被<中国物理学报>(Acta Physica Sinica)接受。很高興。這是我的第一篇，基本滿足了葛式条件。然而，<中国物理学报>不在“特區”，问题来了。1960年初冬，一天下午，在教學大樓西翼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钱临照先生叫住我。钱先生当时也在科大任课。他和北大王竹溪教授主编<中国物理学报>。钱先生的面色喜忧各半。他先高兴地说，
“你的那篇论文即将付排发表。”
接着，又说：
“不过，不能用你的真姓名发表，你是不是改个名字？”
有点奇怪？！物理学界的传统是，论文一律需注明作者真名真姓真实工作机构以及真实通讯地址，以便负责。何来笔名？当然，我立刻明白。对我这种另册公民来说，在当时，发表论文已违规。笔名或可蒙混过关。这是钱临照先生援我的一招。我干脆就请钱先生代我随便取一笔名就是了。他答应了。
1961年第一期<中国物理学报>，17卷57页，刊登了我的论文，作者名字赫然是‘王允然’。心想，钱临照先生厉害，这个笔名可不是随便取的。它暗示，在中国发表物理学论文，除了同行的审稿外，还必须有His (her) Majesty“允然”才行啊！
后来，笔名蒙混过关也不行了。凡投寄<中国物理学报>的论文，都要先由作者所在单位进行政治审查，无政治审查证明文件者，不予审理。難逃无产阶级专政的恢恢天网啊。幫我逃脫天网的還是钱先生。
经钱临照先生的推荐，我參加了物理研究所李荫远教授的研究組。李荫远教授当时是物理所固体物理理论研究室主任。參加李先生的研究組，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凡是我与物理所成员合作的文章，就可以从物理所投寄，也就避免了对我的政治审查。因为，不经科大投寄，科大不会审查。再则，我在政治上不属于物理所管理，物理所的政治部门也不会审查到我。就这样，利用政治与研究二者的交叉位错，我的一篇篇论文成了一条条漏网之鱼，得以用真名发表。
钱先生的专长之一，即是固体中的位错(dislocation)。李荫远教授于九十年代淡出物理研究，转而研究新诗。2005年有《当代新诗读本》出版。他在“前言”中说“编者服赝‘诗歌合为事而作’之论，因而看重涉及世势坎坷的篇章”，当年的物理论文，也有“涉及世势”的坎坷啊。
在物理所，我的研究方向也改向固体物理。最初，我研究杂质在固体中的作用。作了一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后，我又改向激光物理。1961年，世界上有了第一支激光，1963年，中国有了第一支激光。后者就是在物理所制造的。激光物理是全新的物理领域，刚刚在开拓，所以，有极多的课题有待于研究。除了在科大上课和政治学习外，我全力投入了研究。那是1957年以后，最成功的一年。1964一年里，我一连完成六篇论文，其中四篇在当年的<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那一年，我是<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两个作者之一。钱临照先生看到我时，也每每淡淡地微笑。钱临照先生对科大后进之提携（我只是受惠者之一），实可谓竭尽全力。有几次钱临照先生的小女儿（北京邮电大学物理学教授）不无妒意地说；“我父亲关心你们比管我们还多。”科大早期物理教研室的不到四十个年轻人中，后来有三个成为学部委员或院士。这与钱临照先生有教无类的提携，“看重世势坎坷”，是分不开的。
告密和結婚潮
1961年以后，阶级斗争的弦又上紧了。大学里的教学及研究气氛日淡。学术研讨会愈来愈少了，政治学习则增至每周至少一天。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形势更趋紧张。形势紧张的一個標誌是告密无处不在。
当时，青年教师大多未婚，住在教师集体宿舍，三四个人一间。闲时不免议论时政，用词不加检点，常成为告密者的猎物（祸从口出）。 一个偶然的机会，科大物理教研室的教师发现了一本告密的筆记，其中的一段记录是：
五个人在一间教师宿舍中闲谈，话题是关于报载的一个腐败案件，发生在北京。
B：“皇帝眼皮底下怎麽会发生这种事！”
A：“你(指B)是不是发烧了。”
F：“有没有阿斯匹灵(给B吃)。”
这时，D 在暗笑。
当时的告密者还没有录音录像设备，但这一段记录之不亚于秘密录像。这段告密记录的关键是， B不用标准敬体，而用‘皇帝’来称谓最高当局（毛）。其他在场的人没有纠正B的用词，反而用戏谑的方式（“你发烧了？”“该吃阿斯匹灵了。”），强化B所用的称谓。这证明，所有在场的发言者，暗笑者，都是对最高当局大不敬的。
记录所說‘教师宿舍’是B,A 和F 共住的集体宿舍。其中，B是鲍世综，后去浙江大学物理系。A是区智，与我合作發表过论文，现在美国加州， F 是我。D是戴和俊，后去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D不住我們房間，只是偶尓过来闲谈。注意∶“五个人在一间教师宿舍”，却只有四人被记录。后来，B，A，F 和D回忆起，那天确实有第五个人在场，这第五，无疑是告密者了。将来如果有一天，能公布科大创业年代的告密档案，一定不亚于东德的“窃听风暴”。
连闲谈都被如此严密地监视，可见环境之险恶。后来，年轻教师纷纷结婚，速速搬离教师集体宿舍。我也是其中之一。导致结婚潮的原因之一是逃避告密，当局还没有财力足以在每一个家庭里都装上窃听器。
有杂质才成为红宝石
60年代初，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计划把北京变成‘水晶城’，即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全都具有良好阶级成分。北京成为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城市。为此，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或潜在的对象，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我虽不是正式的专政对象，但也算晶体中一个‘杂质’，故也成了被逐出北京的对象之一。
那一次，科大一共有一百多人被下放。大都是这类的杂质。开始我们都被驱赶到北京西南的长阳农场体力劳动。除了劳动，每天都有政治学习，说谎、夸大、唯心的起誓、做作的忠诚，强颜的笑，就是政治学习。人人把内心深深地掩藏在一付猥琐的脸孔之下。人人都明白，无论你再多麽勤奋，再多麽虔诚，也不会洗去身上的‘杂质’印迹，就如<悲惨世界>中的让瓦尔让一样，无论多麽努力工作， 也不能洗去那一块面包之罪，也不能免于终生被追捕的命运。下放长阳的人，也没有别的希望，只有等待着自己被逐出北京的命令。
1965年4月我接到了通知：调我去辽宁省营口的一个电子工厂。此一去，也就永远离开物理学了。同我一起在农场劳动的人，接到命令后，一个一个地离去了。我也准备走。在那个年代，绝少可能违抗这种调令，特别是“杂质”们，要知道，全国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后来，我终于没有走。一个奇迹。
奇迹源于严济慈先生。他得知我的调动的消息后，要去了我当时发表过的十三篇论文的抽印本，并迅速找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公开表示不解。为什麽要把这样的年轻人调走？严先生当时是科大一位非党副校长，对科大的人事事务是无权过问的。一位非党副校长为一名“杂质”助教的调动向党委进“逆”言，在“水晶城”时代中，是极其罕见的。更没想到，刘达居然接受了“逆”言，又是一个极其罕见。刘达不仅命人事部门收回了我的调命，而且终止了所有为创建“水晶城”发出的调令。科大被“水晶城”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减少。
事过之后，严先生把抽印本又都还给我，说：“放在我这里浪费，以后你也许还会有用”。晶体光学是严先生最有研究的领域之一。后来，在一次论及激光用的红宝石的会议上，严先生似乎漫不经心地说：“纯晶体有什麽意思？不过就是氧化铝。只有加了杂质，它才会变成红宝石”。“杂质”的存在和坚持是必不可少的。罗曼·罗兰说过：
在这前进的历史战车中，我们并非微不足道的小轮子，只要我们自己
把住自己的舵，我们就是在参加当代的创世。
是的，哪怕我们只是极少极少，也并非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轮子。在科大创世纪里，不少尊敬的师長和朋友们，坚持住了自己的信念，在逆流而上时，把握住了自己的舵。
或许，刘达也算是个“杂质”或“异数”。
1987年我被开除出科大后，住在北大。夏天常常骑车斜穿中共中央党校校区去运河游泳。刘达当时已退休，住在中央党校。我游泳后常去看他几分钟。他有时也散步来北大我家，闲聊。我那封写给邓小平的呼吁大赦政治犯的信，是刘达转递的。有一次，谈起科大当年，谈起共产党。刘达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共产党不喜欢你！”
我没有回应，停了几秒钟，他又似乎是自言自语：
“共产党也不喜欢我！”
尾声： 八十年代
文化大革命之后，吃刺猬的一代，一个一个地离科大而去，一代人凋零了。共同的经历和记忆，则是超越的。各种不可逾越界限随着时间均已渐渐地淡去。1999年，前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張永謙，突然给我寄来一阕“如梦令”（减字），题为“思念”：
曾忆蔚秀日暮，登楼直上高处。
心平气不急，能否健如故？
难驻，难驻！
看花漫洒雾露。
我也和了他几句(不减字)，也算是“思念”吧，
敢忘玉泉朝暮，常忆真情险处。
君问今如何，大漠狂烟如柱。
如柱，如柱，
踏花归去是路。
是啊，看花，踏花相去万里，但岁月均已远逝。
科大旧友，邓伟廉，数学系讲师，其伯父邓仲元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一位军事将领。至今广州还有他的雕像供人瞻仰。其父原为国民党政府所辖航空公司的首脑，1949年率所部人员起义，全部飞机从香港飞回大陆，投向共产党，这就是中国民航(CAAC)的首批飞机。邓本人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念书，韩战爆发，参加志愿军抗美。朝鲜停战后，回国，改学数学。因言论得罪中共当局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斗，被押。七十年代末，邓伟廉移居香港。中英签定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后，他再从香港移民到斐济，而后再到葡萄牙。80年代初，我去香港看望他，在大屿山麓徜徉，他发誓不再与中共当局有任何接触。90年代，我再去葡萄牙看望他，在亨利王子远航纪念碑下，他再发誓不与中共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任何接触，耻食周粟。
80年代初，刘达到深圳访问，一定要与当时在港的邓伟廉来深圳叙旧。但因邓伟廉拒领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的入境证，不能入境。为此，刘达特别找到习仲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一定要他准予邓伟廉入境。就这样，耻食周粟的邓伟廉得以无证入境，与“中央顾问委员” 刘达在深圳共叙衷肠，再无证出境。
创世纪的真情和险情，永远留在当事者的心里，无论活着的，逝去的，戴过枷锁的，自由的，赝自由的，留在大陆的，或是流到海外的。科大南迁到安徽后，是第二创世纪了。那已超出本文的范围。不再写。就用一张80年代科大的风俗照，作为结束吧！
赤条条，逆流而上者图。
二零零八年 一月六日， Tu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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