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纪事
方励之
2008年圣诞假期到南加州一游，遇到不少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听我讲大课的年轻人，现在皆已中年了。谈今论古。扯到不少陈年趣事，从“灵魂不死”，到邀请耶稣会士来华 ，再到“代写忏悔”…. 都与梵蒂冈有关。
有这样的问答：
问：你80年代作过一个报告，题目是“灵魂不死”。是不是讲宗教？
答：完全不是，“灵魂”一词不是宗教专用的。PRC的教师不是都被，或曾被称为“灵魂工程师”吗？“灵魂”可以是一个工程对象。“不死”是探讨（原则上）能不能decompose一个人的“灵魂”中的所有信息，以及复制和传输“灵魂”。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问：你近期还有没有“梵蒂冈活动”？
答：有。从2004年起，我每年暑期都忙着组织一次中意（或“华义”）相对论天体物理讨论会，每次都有台湾海峡两边的十多位同行参加。2009年应是第六次了。每次讨论会中，都组织会外活动，参观Gran Sasso国家实验室，登亚平宁山，游庞培，下亚得里亚海，等等。今年打算去利玛窦S.J.的故乡——Macerata, 它当年是一块教皇领地，算是“梵蒂冈活动”吧。
趁此机会，旧事新记，是为此文。
第一次握手
罗马城中的梵蒂冈城是天主教皇领地，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其中只有圣彼得大教堂和博物馆是向公众开放的。其他圣厅圣堂，无教廷当局许可，是不得入内的。我第一次进入梵蒂冈城，是1981年9月28日到10月3日，参加教廷科学院（Pontifical Academy）主办的研究周，主題是“宇宙学和基础物理”。
当时冷战尚热，苏联的学者未能得到他们国内当局批准，没有来。会议一开幕，主持人就提到“我们极为遗憾，苏联同行没有能接受（教廷）科学院的邀请”。这样，我成了唯一的来自“共产国家”的参加者。我也很奇怪，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当局，为什麽能批准教廷科学院给我的邀请？PRC和梵蒂冈的关系从来不比苏联和梵蒂冈的关系更好。因为俄国有东正教，对苏-梵关系多少是正因素。而梵蒂冈一直与中华民国（ROC）有大使或公使级外交关系，它对PRC-梵关系无疑是负因素。在梵蒂冈，如果提到中国，常会被理解为ROC。这也有用处，李淑娴第一封（1949年后第一封）寄给台湾亲戚的信，就是1980年在梵蒂冈邮局发的。
教廷科学院会议进程与一般学术会议无异，宣读论文，问答，讨论，与会者照集体相，等等。会后出版了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study week on cosmology and fundamental physics， 1982，Citta Del Vaticano）。只有10月3日一天，与一般学术会议不同。那天的主要活动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接见全体与会者。教皇要与每个人握手，並照相。熟悉中西关系史的欧洲人都知道（美国人大多不知道），当年欧洲各王国臣民在与乾隆帝见面时，每一个礼仪细节都要讲究，是双膝下跪，单腿下跪，鞠躬…，都有不同的含义。时代虽不同了，“礼仪”政治文化依然在。1981年，保罗二世正在为罗马天主教寻求进入PRC之门，他还没有同PRC公民在公开的正式场合握过手。而我，除宣读论文外，无其他授权。为免于引起“礼仪”误读。不如回避吧。欧洲同行也赞成，那天我没有参加教皇接见，而去了罗马大学物理系。该系学生非常亲意共，到处用红漆写着P.C.I. （Partito Communista Italiano），但P.C.I.中也有天主教徒。
我第一次同教皇握手和照相，是晚到1985年6月21日，保罗二世接见在罗马参加第四次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会议（MG4）的学者。MG4有波兰人参加， 如哥白尼天文研究所所长等。教皇是波兰人。波兰同行一定要去“觐见”，也告诉我没关系。来自“共产阵营”的人，有十多个。想想也是，波共和中共都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说起来，我们不但是一个“阵营”，还属于同一个总支呢。他们去得，我亦去得。
中共党校中的S.J.们
我认识的几位梵蒂冈国的天文学家或物理学家，都是神父。他们的名后缀有S.J.（Society of Jesus），即都是耶稣会士。十六，七世纪第一批进入中国的有自然科学专长的传教士，也大多是S.J. 。利玛窦等S.J.们的墓地就在阜成门外二里沟，中共北京市党校里。文化大革命中，墓地被捣毁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到一年， 1977年7月，举行第一次全国自然辩证法讲习会。会场设在北京市党校。参加者大部分是全国各大学主讲马克思主义课（或等价课程）的教师。目的是想让马列教师们见识一下现代各门自然学科的新成就。当时自然辩证法学会，由不少自由化人主持。现代宇宙学一题，他们要我讲。
向缺乏物理基础知识的马列人介绍现代宇宙学，那是第一次（后来还有多次）。我认真地做了准备，但仍很担心听众没有耐心听下去。听众近千人，党校大礼堂坐满了。天气特别热。讲了一个半小时后，休息十五分钟。这时，会议主席交给我几十个听众递上台的纸条。同时，向我耳语了一句：
“不要管他们，继续讲，该怎麽讲就怎麽讲。”
我打开条子一看，一半多纸条写的是：
“请问演讲者，你是不是要否定恩格斯的论断！”
“请回答：你是否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宇宙无限论。”
“会议主席，今天为甚麽请来这种满是反革命言论的报告， 希望会议主持者考虑。”
我顿然有了成就感。现代宇宙学终于有它的社会价值了。它能狠狠地击痛一些人头脑中的愚昧硬核。遵照会议主席的意见，十五分钟后，我继续后一半的演讲。本来，我并不想涉及恩格斯宇宙观念问题。时间紧迫，现代宇宙学本身还有许多论题来不及介绍完呢。看过这些条字后，我反而用了一段时间论证：恩格斯宇宙观念大多是康德，拉普拉斯时代的，并大声结论道：“恩格斯的宇宙观念已经过时了。”
我想起利玛窦献给大明神宗的“世界勘舆图” 。利玛窦带来“圣经”并没有引起明儒们的很大响应，轰动的则是他那幅世界地图。锁国海禁一百多年。神宗用的地图，仍然是朱洪武年代绘制的“大明混一图”。十五世纪初，郑和出洋时，“混一图”算是先进的。但与十七世纪初的“世界勘舆图”相比，就太落后了。梵蒂冈图书馆里珍藏有一幅“世界勘舆图”，据说与利玛窦的图一样。1987年5月，经教廷当局许可，我看到那张图。现在看来，“世界勘舆图”也相当粗糙，比例还有很大误差，大部分澳州大陆尚缺。但已很清楚出示，中国不在大地中央，地球也没有中央，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博大的世界。在整个地球上，中国只不过占有一小块。这着实让明儒们大吃一惊，羞愧。我很佩服一部分明儒的开放胸襟，没有因羞愧而恼怒，相反，力主科学文化引进。
现代宇宙学不过相当于一幅新的“宇宙勘舆图”罢了。它也相当粗糙，但比康德，拉普拉斯时代的宇宙图，先进多了。
1978年经邓小平等批准，利玛窦等S.J.被平反了。重修了北京市党校里的利玛窦墓地。不过，他的合作者徐光启，并没有同时被平反。洋人还是优先啊，那怕是已经死了的。
1986年我们在北京办国际天文学会第124次讨论会时，几位梵蒂冈学者曾应邀来华，虽然PRC-梵无外交，但梵蒂冈S.J. 们来华没有签证问题，他们都持有欧美等国护照。这可能是1949年之后，首次正式应邀来大陆的耶稣会士。一到北京，他们都赶去北京市党校，着圣职服装，瞻仰他们的先贤。
S.J.是在宗教改革之后产生的一个教派。用现代词汇来说，S.J.大体是天主教的体制内改革派。体制外的改革派是脱离天主教的新教，或基督教。早期的S.J.受到天主教主流的压制，十八世纪一度被迫解散。S.J.都是知识人。按规定，除神学学位外，S.J.还必须另有一门专长，天文，物理，数学等等。他们很多是（非教会）大学里的教授。我们这些非皈依天主者与他们交谈学术，不感到任何宗教壁垒。比如，讨论现代宇宙学中的宇宙年龄问题，他们不会提到“圣经”的首句——“起初，神创造天地”。
教皇夏宫中的公社生活
1983年9月，李淑娴和我到罗马大学物理系访问三个月。梵蒂冈天文台（Specola Vaticana）台长Dr. G. Coyne S.J. 请我到他们天文台的公寓住。除饮食自理外，天文台的其他生活是公社式的，由教廷提供。
梵蒂冈天文台位于岗多夫堡（Castelo Gandolfo），是教皇的夏宫。它还包括一个很大的教皇花园。都是教皇领地。岗多夫堡距罗马25公里。从罗马Termini乘火车东南行，三十分钟后进入Albano湖区。该湖由火山形成，近似园形，四周有小山，以西岸的山势最美。山上即是岗多夫堡，其中最高的建筑，就是梵蒂冈天文台的圆顶。
山顶上的梵蒂冈天文台，尽脱俗气，圣洁，连接着天廷和凡界，东望，是一片湖水，北望，是起伏于七丘之间的古罗马和新罗马（EUR）。是静思宇宙起源的佳处。但是，风光和环境太美了。不少时间反而被引诱去“享受生活”。在天文台上，我有一间办公室，但很少用它做研究。那期间，只写了一篇三个作者的文章交账（Clustering in a two component universe, L.Z.Fang, S.X.Li and S.P.Xiang, Astr. & Astrophys. 140, 77, 1984）。其中S.P.Xiang现仍为科大教授。
除了X君，我们还认识近二十位当时在罗马及其周边的PRC学者，物理，化学，生物，工程等行当都有。他们也不时来岗多夫堡享受一两天“出世”生活。李和我在岗多夫堡的公寓，一时成了PRC学生学者的一个集散地。在梵蒂冈也会遇到ROC人，多为进修神学的人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科协主席阿某及其代表团随行，也在此住过一个星期，台长Coyne并不在意他们是穆斯林。
我们刚到岗多夫堡时，教皇保罗二世还在夏宫避暑，很多教皇随行，包括他的瑞士卫队都在。进出天文台，要查验该台证件。教皇于9月18日离开夏宫返回梵蒂冈城。岗多夫堡一下变冷清了。留下的神职人员很少。一时间，岗多夫堡上的PRC公民多于梵蒂冈公民。共产党徒多于天主教徒，还没有算天主教徒中的P.C.I.。有一位科大化学系来的教师，是CP支部书记。好，全了，足以成立共产国际梵蒂冈特别临时支部了。
尽管如此，我们是客人，必须完全尊重主人的信仰和规范。S.J. 们都发过毒誓，绝财、绝色、绝意，不为一切妖魔的诱惑所动，过清贫洁简的灵修生活。现在想起来，只有一件事，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客观上扮演了一种“妖魔的诱惑”。这就是，我们不时举办晚宴，也常请S.J. 们参加晚宴。晚宴规模有时很大，可以聚集到近二十个人。其中不乏中华料理高手和快手。烹饪气味带来的“诱惑”往往使S.J. 们坐不住了。不止一次，台长G. Coyne 知道晚上有大宴，他下午就沿着Albano湖跑了一圈（约三小时！），明确说，就是为了晚上可以多吃。夏宫并不禁酒。教皇也喝酒。Albano盛产葡萄，当地产的淡淡的vino bianco都是用大瓶装，像水那样卖。
S.J.也非常尊重我们的信仰和规范。几个月的岗多夫堡生活中，他们从未向我或我的同事传教，也没有请我们参加弥撒。岗多夫堡有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天主教堂。礼拜天常有结婚仪式在此举行，可以旁观新人指天为誓的场面（意大利的离婚率相对较低）。梵蒂冈宣传部（Departmento di Propaganda）的神父们倒是带我们去参观过一些有名的意大利教堂，如那不勒斯的圣多美教堂，苏连托的教堂，那都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重要遗迹。前者是托马斯.阿奎那 “求证上帝存在”的地方，后者有九世纪的钟楼。到意大利是不能不看的。
这同美国不同。在美国住定后，常常有一些基督教信徒来敲门，规劝受洗，并告诫地说，如不入教，死后是要被打入地狱的啊。对信徒的善意，我们至诚地感谢，对信徒的虔诚，我们也十分尊重。至于“入地狱”一说，对我们的告诫力则不大。心想，我多少算是进过地狱的了，至少“牛鬼蛇神”的地狱。
科学与宗教：罗马的新观点
八十年代末，梵蒂冈天文台受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教皇之命，要编一本“John Paul II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reflections on the new view from Rome”。目的是开展新一轮的宗教神学与科学的对话。邀请20位教授著文谈“科学与宗教”。我是被邀请者之一。
这对我是难题。在中国见识过的宗教，大多是实用或应用性的，目的往往是生子，升学，生财，升官。而极少言道，缺乏形而上的神学思辨（如用五种方法证明上帝的存在，等等）。如何谈宗教神学与科学的关系？只想到一件事。在80年代，我还住在中关村，有一派流行气功的信徒来我家传功（传教？）。他们的劝进的主要理由是，如果你加入此功（教），你每年发表的论文数目将会比现在增加一倍。可见，还是一种应用教。我没有参加。论文数果然也就没有加倍。
后来，我还是写了一篇“Note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被收入上述文集。文中主要谈的是科学研究中的预设（pre-assumption）。 它更多是一个科学哲学问题，特别是无关于“罗马的新观点”。
什麽是“罗马的新观点”？就我所知，保罗二世一直在弥补天主教廷在伽利略事件上的过失。他常接见各种自然科学会议的参加者，其部分目的也在于此。80年代初，保罗二世正式宣布罗马教廷三百年前对加利略的判决是错误的。彻底翻案，不留尾巴。
在上述“来自罗马的新观点”一书中，保罗二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宗教不是基于科学的，就如科学不是宗教的延伸。二者应有各自的原则。” 意即，信仰的归信仰，科学的归科学。让人想起，在70年代，中国“物理学报”的每篇论文前，都要印上一两句毛语录，以示该文为毛思想之“延伸”。在美国，也见到过一些宗教文章，力图论证现代物理学的种种发现和发展是如何令人惊奇地验证了“圣经”的种种预言。这些，显然不符合“罗马的新观点”。
1986年哈雷彗星回归，11月有一次有关的学术会议。保罗二世在会上讲话，其中一段是：“追求四种基本物理力——引力，电磁，强及弱的核力——的统一，已在取得愈来愈多的成功。这统一很好地综合了从亚原子到宇宙学各领域的发现，它为宇宙的起源，并最终为规范宇宙演化的规律和常数的起源，提供了解释。” 这完全是物理界的行话！再往下听，教皇没有提到宇宙演化乃智能设计之结果等等。我猜，该讲稿大概是Coyne，S.J.起草的。那时他已是保罗二世的科学顾问。
保罗二世的最常被引用的“科学与宗教”语录是：“科学暨（宗教）信仰皆为上帝之馈赠。”（Both Science and Faith are gifts of God）。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上帝”。爱因斯坦在回答“什麽是你对上帝的理解”一问时说，他的上帝是被开除犹太教籍的斯宾诺莎的“pantheistic” 。是“泛神论”，“自然神论”？还是不翻译为好，总之它是爱氏是自己加了括号的pantheistic，只有他自己有权解释其意义。利玛窦也尊重中国人的尊孔，说中国人的尊孔就相当他们的尊上帝。可见，各人有各人对“上帝”（形而上的终极观？）的理解 。信仰，从来就是多样的。“一个上帝，各自表述”，或许才能赢得共识。
代拟忏悔
李和我滞留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一年中（1989.6-1990.6），不断收到各地朋友的关心，也包括罗马大学和岗多夫堡天文台的朋友们。他们得知“内部”消息的速度很快。也许有意大利外交部或其他机构“内线”及时向他们简报。
1990年6月16日，中美双方再次谈判我们的离境问题。中国外交部表示，可以准予方励之和李淑娴出国。条件是写一份请求政府宽恕的出国治病书，其英文文本中必须含有leniency一字。罗马的反馈很快来了。Leniency乃是教会忏悔（confession）的常用语，诸如‘请求博大仁慈上帝的宽恕’云云。他们说，这种忏悔可以写，特别是物理学家更可以写，因为伽利略就写过“认罪忏悔”。三百年后就没事了。
过了两天，没见动静，我的朋友倒着急了。传话来，说，我们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忏悔样本。要不要我们帮你草拟忏悔？ 后来知道，在中世纪，宗教改革前，是有代拟忏悔行业。还有忏悔手册（manuals of confession）可资参考。它告诉你如何写好忏悔，才能最大地获益。
实际上，我在6月18日就写好了一份治病书，其中没有用到leniency一字。6月19和20日，中美再连续谈判。接受了我的18日文本（即后来发表的文本）。谈判成功。中美双方在国宾馆祝酒致意。我们于6月25日就出境了。很可惜，代拟忏悔的好意，没有用上，发展太快了，可能由于其他压力。
后来李和我又去过梵蒂冈，接受约翰.保罗二世的祝福（见图）。再次欣赏梵蒂冈城中的艺术。虽然我们从来都不是天主皈依者，也不敢相信死后复活等神迹。但我们都欣赏米开朗基罗等大师以“圣经”故事为题的艺术。他们画的是创世纪，雕的是圣母怀中的基督。但他们表现的是人性之善，人性之坚。这也许是宗教改革与宗教传统的一种结合。这些作品里出现的是“神”，但体现出来的精神并不是神的至上，或神的威严，却是怜悯和同情、母慈和友爱、创造和坚毅……。每当圣诞（或耶诞），我常想起一首唱过的圣歌，那是巴哈的曲调，赞美初生和降临：
一朵纯洁的玫瑰开放了，
它从丝细的根苗中萌发；
这是上古卜者的预言，
这是杰西期待的出生啊！
他的柔嫩花枝的光芒，
照亮在这寒冷的，寒冷的冬天，
这漆黑的，漆黑的午夜。
这种充满人本主义精神的艺术，使人倾倒，使人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精神升华。
李和方接受约翰.保罗二世的祝福
2009年春节， Tuc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