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全盘西化” ——先母辛亥百年祭 方励之

这是我三岁前后的故事。我虽是故事主角之一，但只有极少的内容来自我的记忆。大部分是听母亲讲述的。          我父母都是杭州人。1934年春夏举家迁到北平。一则因为祖父去世了。再则父亲在北平的铁路部门找到工作。祖母也一起北上。二，三十年代，从江浙一带北迁的家庭不少，盡管南方更冨庶。因为北平是一个文化，教育和政治的中心，但缺人。那时，我父母的家庭中已有我的两个哥哥：念之和复之。移民到北平后的第二年，1936年，我出生，所以，我算是我家第一个PBH（北平出生的杭州人）。被取名励之。后有解字爱好者云：厉，“犯政为恶曰厉”（康熙字典），再外加一个力，一个之，加力犯政之谓也。          1934-1936年，中华民国的赝平安年代。          1937年，国有大难，七七事变，日军入侵，北平沦陷。          1938年，家有大难，念之得病不治，死了，时年六岁。          1939年，我有大难，重病。母亲说，“比念之还厉害，看样子不行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我的母亲，在幼儿看病问题上，全盘西化了。长大以后，常常听到母亲痛数误诊误治念之的中医的劣迹。念之得的是肠胃系统病，不是不可治的。从我以后，凡是母亲管得到幼儿有大一点的病，一定送到西医的儿童医院，虽然大佛寺西街的中医院近在咫尺。母亲的儿科全盘西医化，受益者当是很多，因她从事过十多年的幼儿教育。          我是第一个受益者。          三十年代的北平，西医和中医还极为对立。两造之间，水火不容。当时，大部分人看病是请悬壶济世的郎中，或是找中药店里的坐堂郎中。不少社会名流则已不断对中医说狠话。不仅鲁迅，许多受过西学熏染者都卷入了。他们似乎觉得，不放狠话，民智不能开。如傅斯年，在1934年还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为了与中医划清界限，北京协和医院规定，凡到该院就诊者，不准同时再看中医，否则不负责预后。          另一方面，反西医群体，一样强硬。上海有“提倡中医中药运动”。其基本口号是“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中医符合三民主义”，而西医是“帝国主义者辟一医药侵略之途径”。协和医院没有治好孙中山，接着又误治梁启超，都是医药侵略的恶果。父母的朋友中，有业余中医，也支持文化侵略论。          然而，母亲偏偏就带我去了协和医院，没有去找符合三民主义的中医。          协和医学堂创建于1906年，有西太后的默许。辛亥革命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买断前清的豫王府旧址（在东单三条），建起协和医院。它是北平的第一所综合型的西医院。在此之前，虽也有传教士以西法行医，但不十分专业。同样是美资的清華大學，创建于1909年。所以，协和医院是“西风东渐”在北京的最早的大产物之一。豫亲王多铎，是1645年清军入关时，发动“扬州十日”屠城的主帅。杀人王的王府换成了一座西方文化侵略的洋医院。这就是北京的一段历史。          “扬州十日”是我最早知道的历史之一。因为明末扬州抗清守将是史可法，母亲家族也姓史。常听母亲和在杭州的外公提到史可法，他们有同宗的自豪。1939年也是战乱和屠城，“扬州十日”变成“南京四十日”。早在抗战刚一开始，北大医学院就随着其他大学一起逃难，迁走了。北大医院彻底停摆。幸好，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美日之间还不是正式宣战的敌国。所以，协和医院还能正常运转。协和还有德籍医生，日军更不便轻易干涉。          我家当时住在西四礼路胡同。从西城去东城看病，前后一年多。开始是坐人力车。后来，人力车不坐了，太贵，改乘有轨电车，便宜。北京的人力车夫们，即“骆驼祥子”们，为了报复有轨电车抢了他们的生意，曾大打出手，毁坏有轨电车，打伤电车场工人，迫其停驶。人力车传自日本，有（东）洋车之称，而有轨电车大都是西洋造。所以，毁车运动也是“西风东渐”惹的祸。          北平的有轨电车路线，不到十条。我还依稀记得，母亲抱着我乘有轨电车，去协和。从西四去东单的电车，要绕道前门，因天安门前没有有轨电车道。据说是修铁轨会割断龙脉。尽管二，三十年代的天安门上下里外都没有龙，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          我的病在呼吸系统。百日咳、急性肺结核、胸积水等轮番出现。做抽液手术不止一次。那时还没有抗生素，确实是不容易治的病。母亲说，我这个病例被协和医院大夫选作教学示范用。医学院的学生观摩整个治疗过程。我上大学后，协和医院的老大夫和老护士还向母亲问起过我，还记得我在协和的病历档案之厚，是极少见的。1970年代，一位在协和医院病历部门工作的人转告说，还查得到我童年时的厚病历。          还有一件小事。我的头顶左后侧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突出物，半球状，直径约两厘米，高约一厘米，外层柔软内有硬核。母亲觉得不好看，要大夫切除它。当时，北京猿人的头骨就藏在协和医院。我猜（没证据），母亲也许想，不能让我的头骨比北京猿人的还差，要治。协和大夫认真诊断了，结论是，突出物虽为良性，但不能割除，因它与脑内有连接。有人说，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头上长反骨”。大夫则说，人体共有206块骨胳，块块有拉丁名，不知“反骨”的拉丁名。看来，治反骨还得去找中医。          到1940年底，我的病情，大体稳定了，只是体质还弱，不时要去协和复查。1941一开年，快到五岁了，还是冬天，母亲就不让我“养”在家里，硬是设法把我送进了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插班念书，第一目的是加速康复。至于学业是否能跟上班，是第二位的。师范附小在报子胡同，离家很近，但学校的气氛不同。把上小学作为一种病后康复手段，大概也是受西医理念的影响。          母亲认识我的一年级老师，姓华。母亲请她多照顾体弱的我。我不记得华老师上的课了。只记得她常帮我系裤子。那年冬天极冷。小学生的厕所是露天的。上厕所的几分钟里，手指就冻僵了，系不上腰带，只有求老师帮忙。就这样，在华老师和母亲的荫庇下，稀里糊涂地没有留级，升入二年级。小学一年级的课，实质上没有认真地上过。一个后果是，我一直认不全“博破末佛”等拼音字母。这算是至今仍在的大病后遗症。          到1941年暑期，肺中的病灶开始钙化，病好了。母亲带我回杭州，这是我的“一进临安府”。见到外公外婆，和大量的亲戚。还没有认清谁是谁，就又匆匆赶回北平上学。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小学生每周要在操场排队，听读昭和天皇的（对英美）宣战诏书“仰承天佑、承践万世…”（不懂，但会背，就象后来的学童背“语录”一样）。北京协和医院旋即被日本当局接管，关门停业。北京猿人头骨也在混乱中丢失，至今下落不明。从此，我也再没有去过协和医院。          母亲常说，我是挑了一个“好”时候得病，不早也不晚，不早于念之事件，不晚于美日大战爆发。长大后，母亲每次要对我施一点压力时，会说“我们家都是给你看病看穷了”。母亲把我的病列为家道衰微的主因，不一定完全属实，这可能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冤案”。          1989年5月下旬，北京当局开始抓人，北京天文台的同仁送我到太原避风。因为母亲当时在太原。她又在看管一批幼儿。她对教养幼儿，一辈子有“瘾”。就在这时，母亲还要在人前说，在她的子女中，她在我身上耗费的教养精力最多。这不“冤”。          母亲以她及时地转向西医，给了我的健康一个良好的初始条件，至少整七十年（1940 - 2009）了，我没有住过医院，没有请过病假。也还没有必要退休，仍可以经受文化侵略至今。          母亲去世十年了。早在1983年，陪母亲再回江南时，就选定了她的墓地。母亲的骨灰，一半葬在西湖和钱塘江之间的南山陵园中，一半供奉在Tucson我这里。一东一西，亦东亦西，她永远能同时看到世界的黑暗面和光明面。母亲生于辛亥，公元1911年。按传统，2010年春节一过，她就一百岁了。我想念着她，无论是黑暗中或光明里，也是永远。

2010年清明前，Tuc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