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趣事:京戏大师程砚秋和我

方励之


         京戏大师程砚秋多次遇见过我,但他不认识我。我见到大师的次数,同大师遇见我的次数一样多,对等。所以,不是由于看他的戏。若是看戏,台下看得见台上的,而台上一般看不见台下的,不对等。我在北京数十年,从来没有买票进戏园子看京戏,因为听不懂。京戏的“京”字容易误导,以为它是基于北京及其周边的方言的戏曲。其实,京戏是南腔北调的大杂交,再加上唱腔抑扬婉转,结果,我对京戏唱段中的吐词咬字的分辩率,最多达到50%。

         按北京话,看戏不叫看戏,而叫听戏。听比看更重要。所以,听觉分辨率低者,就无缘欣赏京戏了。当然,并非所有生长于北京的人均如此,我这类应属于少数。在小学同学中间,大概不超过49 %吧。不论听不听戏,在北京(1945年之前,1949年之后)或北平(1945-1949年),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无人不知。

         1945年8月暑期,抗战刚胜利,我的小学五年级已结束,成绩又是甲等第末,乙等第一。当时,每学期末要在学校门口张榜公布学生名单,以成绩优劣为序,我的名字总是紧贴一条线,该线以右者为甲等,以左为乙等或乙等以下。

         开学后即将升入六年级。就到小学最高班了,很得意。那时我九岁。九岁可不是一个值得得意的年龄。社会上(至少在北京),有一种传统的年龄和性别歧视。

         俗语云:“七岁八岁讨人嫌,到了九岁饶一年”。
其意是,七,八,九岁的男性小儿是最讨厌的,少招惹他们。现在想想,七,八,九岁时的“荣辱观”(借用此词)是有点“反常”。如果一项不轨行为能惹得大人讨厌,或挨骂,不但不会感到灰溜溜,反而有一种成功感。瞧!我有能耐吧,我能惹大人开骂了。所以,不轨行为常是蓄意的,目的就是要得到挨骂时的快感。

         当时我家住在西四北报子胡同25号。我上的小学是“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简称师范附小)。校址在报子胡同14号。现今的网页上说,该校已改名为西四北四条小学。而且说,该校前身为八旗子弟小学之一“正红旗官学”,建于1883年。在我上学时,还看得见的“官学”痕迹是,高小只有男生。不收女生。即使贵为满清遗族格格,也不收。

         报子胡同里,单号路南,双号路北。14号就在25号的斜对门,出我家门向右斜走约二十公尺就到学校了。

         大师程砚秋住在报子胡同18号。也是斜对门,出我家门向左斜走约二十公尺就是18号。程家的黑门总是紧闭的。只当大师的锃光瓦亮的专用人力车进出时,黑门才大开。那种人力车,是北平当时的豪华车,相当于今天的宝马、奔驰。

         小学里的“讨人嫌”和“饶一年”们,经常在师范附小门口附近(也就是我家门口附近)疯玩儿,消磨多余的能量。所以,常与大师不期而遇。大师对我们从无任何表情。在大师的眼里,我们不存在,就如眼睛没有聚焦。我们也没有看到程氏与周围的邻居和师范附小的老师或校长有交往。

         嘿嘿,“行为不轨”的下一个目标有了。程家的黑门上有个电铃,是为访客用的。当时有电铃的人家不多。有一位“讨人嫌”建议,我们去摁程家的电铃。摁后,快速跑回25号门后,观其反应。第一次,程氏的佣人出来开门,没有看到访客,以为是偶然事件,没说话,回去了。我们没有成功——没有听到骂声。

         再接再厉,等佣人回去后,我们再去摁电铃。再快速跑回。程氏的佣人又出来开门,又没有看到任何人。这一回,他明白了,一定是这一带的“讨人嫌”和“饶一年”团伙干的。程氏佣人看不见我们,就站在18号门外,对着当街破口大骂(所以,北京人一般不称骂人,而称为骂街,骂大街等等)。我们都藏在25号门后,听得见骂声,享受着听骂的快感。我们也可以从大门门缝向外窥视,欣赏骂街者的脸色变化,有趣,禁不住地窃笑。如此往复数次,都很成功。

         再后,又不行了,既便摁了铃,也没有人出来开门骂街,因为程氏门房猜到,又是这一伙“讨人嫌”捣乱。

         为了迫使程家人出来开门,我出了一个主意。当时北平在修马路,报子胡同口上就有修路用的沥青。沥青有黏性,导电,但变形十分慢。我们找了一块比电铃略大的沥青,照准程氏大门上的电铃猛力糊去。这样,电铃就一直在被摁状态,铃声不止。果然,有人出来开门了。一看又没人,但电铃还在响。再一看,电铃上黑乎乎的一片沥青,愣了,不知所措,竟然不敢动,也忘了骂街。其实,只要把糊上的沥青扒掉就行了。程家的佣人也许怕有电,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听过小学的常识课。

         小学老师早就给我们讲过预防触电的常识:“电灯的电压是220伏,不能用手摸,有触电危险;家用电铃在20伏以下,没有触电危险等等”。当时并不懂电压,伏和欧姆定律的真谛。但记住了电铃的电对人是安全的。我有一本“少年电器制作法”(中国科学社,民国27年出版),也讲电铃的制作。

         程家佣人一定会禀报程大师:“电铃骚扰事件”是邻居中的“讨人嫌”和“饶一年”一伙干的。程氏却一直没有到周围邻居和师范附小追究此事。还只是当他的豪华人力车进出时,我们才能看见他。大师程对我们依旧没有任何表情,水晶体依旧没有聚焦好,在他的眼里我们依旧不存在。

         程氏没有追究“骚扰事件”,原因之一也许是,京戏名伶,那怕是有钱的大师,在老派北京人(如正红旗或其后裔)的眼里,社会地位并不高,甚或很低。这些老派北京人常讲,“朝廷召徽班(京剧前身之一)入京,那是来给万岁爷解闷儿的,在宫里演戏,是太监的活儿。”其意就如时下的“正红旗及其后裔”, 视专用于解闷儿帮闲儿的“文化人”“吹鼓手”为其包衣吧。

         大师不追究,我们也就不骚扰了。大盗亦有道,何况小儿骚扰乎。

         夏天过后,“讨人嫌”和“饶一年”团伙自动解散。除了上课,我的剩余能量也渐渐地转移到安装矿石收音机上(后来进步到真空管收音机)。矿石机的安装调试很费时,有时弄到很晚,父母及兄妹们都睡了,我一人在静夜里奋斗。一当矿石机在静夜里突然发出声音,兴奋至极,其快感,比挨骂大有不同。

         矿石机只能收到一个台——国民政府的北平广播电台。该台除了少量时间播报新闻外,大部分时间是放送上海百代公司的京戏唱片,夜间尤其如此。所以,每次矿石机收到讯号,十有七八是程砚秋等大师们的京戏。

         作为玩收音机的一个副产品,我听过不少西皮二黄,甚至还说得出各大师们的招牌剧目,如程大师的拿手戏是“锁麟囊”,著名唱段的头两句好像是“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但因注意力始终是在收音机的装——调——修——拆——再装——再...,不记得是西皮东皮风雨暴,还是大黄二黄破寂寥。所以,至今真正能听懂的京剧唱段中的咬字吐词,依旧停留在50%的水平上。半吊子之谓也。



供辛卯除夕一笑,2012.1.22,Tucson